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蒋介石以及黄炎培日记揭秘其“严重政见分歧”
2019-04-13 01:00:33 | 来源:腾讯新闻 | 作者:

“九一八”事变发生后,黄炎培一腔爱国热血化为实际行动,重新回到政治领域,但不是做官,而是组织民间抗日活动。“七七事变”后,黄炎培被国民政府遴选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。他在后方安置难民,组织生产,调查社会,动员民众,为当局献计献策。1940年间,国共冲突加剧,他在参政会中主动承担起了调解国共纷争、团结抗日的工作。

但是,黄炎培的努力,并没有得到当局的善意回报。蒋介石对黄炎培责骂道:“政客梁漱溟、黄炎培等对共党之骑墙投机之可耻,殊堪鄙弃。此种政客之为害国家,其无形罪恶,甚于共匪与汉奸也。”(蒋介石日记1940年4月4日,下同)“王(黄王误读——引者)炎培等政客,以诽谤为直谅,并自示公平劳苦,当面毁人而不自觉。此乃中国一般政客士绅之恶习,非王一人而已也。”(1940年9月6日)甚至骂他“其言其行,幼稚卑污,形同妓女。”(1941年9月13日后上星期反省录)蒋并归之为“中国士大夫阶级重外轻内,有私无公之劣根性。”(1945年1月3日)

作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,黄炎培一直期望国民政府在抗日期间在政治上有所改革,实行民主宪政,改善人民生活,动员民众抗战,并深切期望国共合作,避免摩擦和分裂。

黄炎培一再向蒋介石陈述政治上的弊端,希望改革。为了顾全大局,他从不在社会上散布这些情况。例如1940年9月6日,蒋介石举行茶会,“余(黄炎培)报告兵役近况,关于军队虐杀壮丁,言之甚详。茶后,余密陈川南烟祸、匪患及处理办法,并面陈各种文件。”(黄炎培日记,下同)显然,这些触动统治者痛处的地方,尽管符合事实,仍然遭到蒋介石的忌恨和辱骂。

自参政会成立后,包括中共在内的非国民党政治派系,一直在要求实施民主宪政。蒋介石也一再作了承诺,黄炎培对蒋介石是抱有希望的。例如,黄炎培记述1941年11月26日参政会闭会式:“蒋主席致词,极诚恳。”其中说到:“宪政是国父遗教,是既定国策,越早实现越好。若可行不行,此政府将不打自倒,望赞助、监督、督促。”

1943年11月12日:“十时,宪政实施协进会在军事委员会开成立会,蒋主席致词(出讲稿,皆手自修正,临讲犹在席上动笔),对促成民意机关宪草研究运动,言论自由开放,皆主早办,恰合人民期望。”黄炎培对蒋介石的勤奋也是感动的。1941年11月9日,黄炎培从香港募集战时公债回重庆后:“午,蒋公招餐,到者可三十人。吾仍坐蒋公对席,承问此行大概……(餐毕)余遂与陈布雷略谈而出,王雪艇同行,谓蒋公今日早起绝未休息,彼欲回话亦不得间。”

黄炎培一向以为公不为私自励,尽忠国事。1944年10月18日,他在日记中写道:“天明,忱次想吾人赤心为国,对领袖必须知无不言。今午既召餐,因急起身,连漱口、刷牙都废止,起草上蒋主席书。”席间,“(蒋)问对中共问题之意见,余答:中央政府应堂堂正正循康庄大道而行,改善政治,使民众皆满意。同时外交上无论对英美,对苏联,取得国际间良好情感,中共问题曾何足虑。”

黄炎培在日记中自慰地说:“余为参政员,自己认定两大任务:一、助成政府与民众合作;二、助成各党派间合作。余以两年来之周旋,政府及各党派对我都还不至歧视。此次第四届(系参政会一届四次会议)大会为内政审查会主席,审查七个关于宪政提案,各党代表争论虽烈而卒获圆满结果,在余总算对参政会尽了一份心,当观今后如何耳。”(1939年9月16日)他或许不知道蒋介石在内心是怎样骂他的。蒋介石把异己分子都看成反动派,即使善意的批评和建议都难以容忍。近代中国社会的激烈冲突,使独裁者的心胸变得十分狭窄,容不得中间派的存在,只是没有力量廓清他们而已。

1943年2月18日,黄炎培一天之内参加了三个会议,上午参加参政会在渝会员谈话会;下午又参加参政会举行庆祝中美、中英新约成立会。傍晚参加市政府听取汇报。他深受刺激:“政治日趋黑腐,今日之会分三幕,上午叫嚣愤骂,不负实责,下午粉饰升平,不求实际,傍晚市府之会,补苴罅漏,无关大体,尽补苴尽罅漏。但我辈只有尽罅漏尽补苴。”黄炎培希望通过民主宪政的转型来改善国家政治生活,促成国共团结。但是,蒋介石的实施宪政承诺,只听楼梯响,不见人下来。国民党提出的召开国民大会方案,其国民代表主要是战前国民党一党操纵下选举产生的国民代表,早就失去了代表性,那只是一个国民党单方面可操纵的国民大会,自然遭到中共和民盟等党派的反对。

1944年间,中国军队在豫湘桂战役中遭到惨败,黄炎培等中间派人士对当局深感失望。1945年元旦,黄炎培领衔60多人署名发表《为转捩当前局势献言》,批评当局低估敌人力量,“不求本身之进步与健全”,深恐“将来盟国均告胜利而我独失败”,因此,要求“政府准许各政党公开”,团结合作,“准许人民对政治发表意见,检举贪污”,“实施国父‘平均地权’、‘耕者有其田’之遗教”,等等。(《新华日报》)黄炎培于1945年7月1日到5日间,访问延安,由此增加了对中共富于朝气的认识,更倾向于同情中共。此后,黄炎培一直反对蒋介石召开片面的国民大会,反对蒋介石的内战政策,因此遭到蒋介石的责骂,自然更是难以避免的了。

黄炎培在香港、菲律宾募集战时公债期间,有两段话值得玩味。其一是,1941年8月21日招待新闻记者的话:“述我个人服务恰四十年,愧非政治家,并不能为政客,自审如牛一般,能吃苦,能顽强抵抗。”10月3日,在从菲律宾回香港的飞机上与李国钦谈:“李问:对吾国民主前途,感想如何?余答:中国今后需用民主是无疑的。中国民众尚不够民主,是无可讳言的。但欲练习民主,须从民主中练习民主。如习泅水,须从水里学泅水,不能在陆上学泅水。中国今后所需要,乃是保育式的民主政治。”他实在算不上是一个民主的激进派,也并没有什么“政治野心”,却得不到当政者的宽容。

蒋介石对中国近代教育和知识分子有很坏的评价,1944年11月9日在日记中大骂:“一般大学教授皆为反动派所诱惑,而根本上中国教育竟为个人主义者所把持,民族道德与爱国观念几乎丧失殆尽。”近代中国微弱的知识分子队伍在这位口口声声“革命”的统治者眼中竟是如此地位,中国现代化转型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。(朱宗震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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